您的位置: 首頁 > 齊魯風韻 > 齊魯人文 > 正文

齊魯人文

齊魯文化聞人-儒家述圣—子思

本文作者:網絡 稿件來源:網絡 閱讀次數:4467 發布日期:2012-04-17

子思

子思,姓孔,名礟,戰國初期魯國人,是孔子之孫。子思繼承和發揚了孔子的學說,開創了先秦時代的思孟學派,是先秦儒家在孔子和孟子之間具有承上啟下作用的重要代表人物,被后人尊為“述圣”。

秉承“至圣” 名成《中庸》

關于子思的生平,文獻記載很少。《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生?,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于宋。子思作《中庸》。”寥寥數語,非常簡單。他的學業,據說主要得之于孔子的弟子曾參,所以孟子曾經說,“曾子、子思同道”(《孟子?離婁下》)。這種說法,應該是可信的。根據《史記》中子思“嘗困于宋”和《孟子》中“子思居于衛”等語,子思很可能有過游歷的經歷,曾經在宋、衛等國居住,以宣揚儒學、“昭明圣祖之德”(鄭玄《目錄》),并于晚年返回魯國。

《孟子》對子思的事跡也有零星的記述。《公孫丑下》載:“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說魯繆公如果沒有人在子思身邊伺候,就不能夠安留子思。《萬章下》還載:“費惠公曰:‘吾與子思,則師之矣。’”此外,《萬章下》還提到過兩件事:一件是魯繆公屢次派人贈送鼎肉給子思,子思很不高興,認為魯繆公把他當成犬馬一樣來蓄養,表明他追求的是政治上信任,借以行道,而非貪圖生活上的優待;另一件是子思與魯繆公的對話,他認為國君對賢者應事之如師,而不應視之為友。從這些零星的記述可以看出,子思當時已經是一個頗有名望的賢者,所以才能受到魯繆公、費惠公的尊重和禮遇;但另一方面,子思所宣揚的儒道似乎并沒有得到這些國君真正的知遇,因此子思同孔子一樣,始終未受到重用。

中庸之道 中和為用

關于子思的著述情況,司馬遷說“子思作《中庸》”,《漢書?藝文志》則著錄有《子思》二十三篇,后來佚失了。漢唐儒者如鄭玄、孔穎達等人認為《小戴禮記》中的《中庸》即為子思所作,宋儒大都肯定這一說法。程朱一派對《中庸》尤為尊崇,認為“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四書集注》),所以朱熹將其從《禮記》中抽出,同《大學》、《論語》、《孟子》合為“四書”,成為儒家最重要的典籍,對中國此后七百年時間里的社會意識形態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但是,《中庸》中的一些內容特別是用詞,如“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等等,明顯是在秦漢之間才可能有的,不可能是子思時代的語言。所以,正如郭沫若在《十批判書?儒家八派的批判》中所說的,《中庸》在傳抄的過程中已經為后人所潤色竄易是毫無疑問的。盡管如此,《中庸》的基本思想仍然是子思的,是研究子思思想的可靠資料。“中庸”就是以中和為用,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內容,最早由孔子提出。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論語?雍也》)在孔子學說體系中,“中庸”是占有中心地位的思想方法,是孔子仁、禮思想和智慧的集中體現。子思《中庸》三十三章的中心思想也是“致中和”。“致”就是“達到、極盡”的意思,“致中和”就是“達到中和”或“極盡中和”,體現的正是以中和為用的中庸之道。《中庸》一書以“致中和”為立論關鍵,從各個方面對孔子思想進行了闡釋和發揚。

子思首先從“天道”與“人性”兩個基本問題出發,為“致中和”尋找了一個理論前提。孔子說過“天生德于予”,認為道德來源于天。順著這一思路,子思進一步提出了“天命之謂性”的觀點,即人性由天命所賦予。這里的“天”既含有自然意義,又含有倫理意義;“性”按照朱熹的解釋則指包括人和物在內的“萬物”之性。那么天所賦予的萬物之性是什么呢?在子思看來,就是“中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這樣,就把孔子所倡導的中和之德提高到了哲學本體論的高度,人、物之性就成為對“中和”本質的必然體現。由此,也就為“致中和”的主張找到了理論前提。在這個意義上,“中和”又被稱為“誠”。《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天道和人性由“誠”相溝通,天道所賦予的中和之德,體現于人性即為“誠”,人能存誠盡性,則可“與天地參”,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中庸》在“天命之謂性”之后,緊接著便說:“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這主要是講“致中和”的方法。“率性”也就是循性,即自覺地按照天賦的本性行事,這就是“道”。子思認為,“道”為圣人所專有,只有圣人才能自覺地循性以求。至于一般人,雖然也都有天賦的本性,但仍處在一種自在的狀態。要使這種自在的“性”發展成一種自覺的“道”,必須經過一個修道的過程,這個過程就叫做“教”。修道的內容主要有兩個方面:“尊德性”和“道問學”。“道問學”被朱熹稱為“致知”的修養功夫,按照子思的說法就是要“知天”、“明善”。子思認為,只有能做到“誠”,充分體現天賦之誠,才能洞悉一切,所以說“誠則明矣”。對于圣人而言,他是天道或“誠”的化身,所以能“自誠明”,因而圣人“生而知之”,不待后天學習,即能“不思而得”,實行起來也毫不勉強,能“安而行之”,“不勉而中”。至于一般人,則屬于“學而知之”、“利而行之”或“困而知之”、“勉強而行之”這兩類,必須從“知”、“行”兩方面入手修身。從“知”的方面來看,首先應知道“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孟子后來把處理這五方面人倫關系的原則進一步歸結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而要做到這一點,就要依靠仁、知、勇。其中仁為根本,知是知仁,勇是行仁。“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發揚了儒家融治學與修德于一爐的思想作風。“知”的方法有五:“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其中的前四者,即學、問、思、辨,是關于“知”這一方面的。最后的“篤行”,則是在“知”的基礎上進行實踐,從而把“知”與“行”統一起來,形成了《中庸》完整的修道、致知的理論。“尊德性”被朱熹稱為“存心”的修養功夫。實際上是要求人們信守和奉持天賦的本性,一刻也不能有所背離。特別要求人們要“慎獨”,即在獨處無人時也要謹思慎行,不能有絲毫疏忽放松。子思認為,君子在“不聞”、“不睹”之際也應存戒慎敬畏之心,做到“內省不疚,無惡于志”;只有在隱微之中,獨處之時還能唯道是從,才是真正的“尊德性”。追求這種表里如一的道德自覺,可以說是儒家倫理學的重要特點。

子思認為,只有“尊德性”和“道問學”兩者同時兼顧,才能達到“誠身”或“致中和”的目的。而一旦做到這一點,就能對自身、國家乃至天地萬物起到神奇的作用。對于自身,可以知進退,無論“居上”還是“為下”,都能審時度勢,進退有度,絕不至于發生驕橫和悖禮的情形;對于國家,則能自覺處理好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等各方面的社會關系,做到“人存政舉”,國治民安;對于天地萬物,“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最終使“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承前啟后 儒家述圣

《中庸》的篇幅雖然不長,但在儒學發展史上的作用和影響卻不可低估。子思“致中和”的一整套理論,以“天人合一”為前提,通過倡導“尊德性”和“道問學”,極力把人與外在社會的矛盾,通過“反求諸己”,轉移為自身的“內省”和“慎獨”,為儒家的倫理學說提供了理論依據,使之更為完備、系統和富有哲理性。所以韓非子在其《顯學》中論“孔子死后”,“儒分為八”,“子思之儒”正是其中重要的一派。可以說,子思正是以“中庸”為理論切入點,完成了對孔子學說的繼承和闡揚。子思述“圣”更為重要的意義還在于,他的人性論還開啟孟子的“心性”之說,由此形成了先秦時代的思孟學派,對“孔孟之道”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

種種歷史資料顯示,子思與孟子之間具有師承關系。這一點,最早見于《荀子》。荀子在其《非十二子》中批判思、孟之學說:“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睷睷然而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于后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按孟子自己的說法,他“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孟子?離婁下》)。后來司馬遷在《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則明確地說孟子是“受業于子思門人”。因此,雖然孟子并沒有受過子思的親傳,但他卻通過子思門人而受到過子思思想的影響,在學術上與子思一脈相承,形成了戰國時代的“思孟學派”。關于思孟學派的具體情況,由于史料的缺乏,向來存在許多爭論。一般而言,思孟學派是子思和孟子之間因其共同的學術傾向而形成的一個重要學派。其特征是注重人的內心省察修養功夫,主張“性善”、“盡心知性知天”、“誠”、“思誠”等觀點,以《中庸》和《孟子》為主要代表著作。

總之,子思在儒家學派的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上承孔子中庸之學,下開孟子心性之論,并由此對宋代理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因此,北宋徽宗年間,子思被追封為“沂水侯”;元朝文宗至順元年(1330),又被追封為“述圣公”,后人由此而尊他為“述圣”。


參考文獻:

1.趙吉惠等主編:《中國儒學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2.龐樸主編:《中國儒學》(第一、二卷),東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

3.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發展史》(先秦),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孟祥才、胡新生:《齊魯文化思想史———從地域文化到主流文化》(先秦秦漢卷),山東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5.董洪利:《孟子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 安徽快3开奖结果今天